从明初三代对蒙古的策略来看，朱元璋对北元采取的政策，是积极防御，而成祖则是积极进攻。这两种态势，都没有使得明朝与蒙古关系发生根本改 变。永乐帝通过迁都、军事进攻廓清漠北的做法，最终证明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策略。迁都北京之后的两百年间，明帝国的首都与北方地区，反复遭受到塞外民族的入 侵。成祖五征漠北，最终只赢得了二十五年的短暂和平。
不过，无论是成祖与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是蒙古的军事动向，最终产生了明永乐初年的两京制，并在永乐十八年正式迁都北京。或多或少，永乐帝对 于功业的追求，都与篡逆者的心理期待有关。朱棣常自比唐太宗，有意仿效之。唐太宗以玄武门之变篡夺建成太子之位，开唐初盛世。以功业抹去篡逆恶名，成祖的 举动，与此相仿佛。无论政治与军事，永乐帝都与明初洪武、建文二帝坐守金陵以治天下的取向相悖，永乐的帝国之梦，征交趾，下西洋，通西域；而重心，则始终 在北，更在于北京的安危与强盛。
重心北移，这就产生另一个永乐朝的大变动，由南方向京畿地区大规模植入军队、富户、民人以及工匠等人口，在1368年的毁灭与靖难之役的废墟上，新造北京城。
营造北京城
将军事重镇升格为帝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全部植入进来，等于是打造成一座完全不同于洪武期间的新城。由此，永乐朝对于北京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就完全不同于洪武朝民人与军事占主体的人口特征。
改造北京的城市属性，首先就需要打造新的地基。这一措施的第一块基石，体现在迁徙江南富户入京之上。永乐元年，徙南京、浙江等九省富民实京，万 历年间顺天府尹王之垣给朝廷的报告中有国初从浙江等处富民三千八百余户以实京师，以富户每口6人以上算，此批富户的总人口，应在2万以上，并且居京者 居多。除元年的这次诏命富户充实北京之外，永乐二年，再诏徙广东富户实京师，人数不详，不过可以推测总体规模，应当小于元年的诏令。
富户北迁，带来不仅是南方相当成熟的商业产业体系，同样，这些富户持有大量的资本，北上之后，进一步活跃了北京的资本市场。富户在北京的生计，所在多有。其中不少人，从事农副产品的生产与贩卖，更有从事南北海陆货运的商贾，集中于京师。
永乐年间的金幼孜曾描绘北京城闾阎栉比，云簇，鳞鳞其瓦，盘盘其屋，马驰联辔，车行毂，纷纭并驱，杂沓相逐，富商巨贾，道路相属，百货填委， 邱积山蓄。金幼孜的说法，存在一定的夸大，但也说明了北京城在永乐朝后期相当繁盛的局面。迁徙富户，在极短时期之内为北京制造了商业繁荣，这是不争的事 实。然而富户虽然附籍应天，却仍承担本籍徭役的特殊情况，导致富户与其产业、亲属相隔离。京城富户，多有南返之愿。中央政府的人口控制能力，也一再下降。 永乐初相对严格的政策，遂一再变异。宣宗之后，附属应天籍的富户，屡有南逃。至明中后期，永乐初期迁徙北京的三千八百富户，留北京的，仅剩二百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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