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皇帝作为明朝的第三位皇帝，在他登位不久就将国都迁到了北京，这也是后来中国的首都一直是北京的原因，那么永乐皇帝为什么把国都迁到北京呢？
1368年，当徐达的军队攻入元大都之时，京畿地区实际上已经脱离中原汉族政权的统治达四百多年。
元末天灾频仍、战乱相继，元大都迅速衰弱。徐达大军攻入城中之后，朱元璋出于对故元残余势力反复的考虑，将城中原有居民迁往今天的河南开封等 地。平定元大都后，朱元璋下诏改元大都路为北平府。 洪武二年（1369年）的人口统计说明，昔日百万人口的元大都，仅剩一万余人。北平已成一座空城，人口离散，郊野荒残。
迁移新都
随后，经历洪武初年大规模移民运动，北平的城市人口，有所增加。至洪武八年，北平的人口规模，达到了十万左右。除了北平城原有居民之外，约有三 万人是来自山西、浙江的移民，而六万人，则为北京驻军及其家眷。驻军远多于居民的特点，也体现了北平在明初最重要的职能：作为针对北元的军事基地与防 御性城市。除了城内十万人之外，在郊区，有大量的前元朝投降的官员、部队及其家属，被编入到周边的一些卫所之中。
尽管洪武初年的移民为北平城提供了新的人口，但与江南富庶地区的重要城市，如南京、杭州、苏州相比，北平的人口规模，仍有相当大差距。不仅北平如此，除山西省之外，几乎整个中国的北方，在经历元末的战乱与饥荒之后，人口都大量下降。
洪武大移民后，北方中国有所复苏，然而这一进程也是相当之缓慢，并不能在一代人就能完成。及至1399年新的内战开始，北平城的总人口，仍在十五万以下，而占半数以上的，仍属卫所驻军与军属。这也说明，在洪武朝的三十年间，北平城的职能，并没有大的转变。
建文元年七月五日（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就藩北平的朱棣起兵叛乱，史称靖难之役。靖难之役造成的后果，是北方地区的人口再度下 降。据史书统计，战后顺天八府所属在人户十八万九千三百有奇。顺天八府管辖的区域，大致与今天的河北省相当，并包含了北京与天津。
尽管北方再罹兵祸，但随着以北平为中心的燕王势力赢得了战争，明朝的政治权势，也随之向北移动。朱棣入南京，夺得大统。这个变化的必然结果，是尽管首都仍被定在南京，但在政策取向上，它却天然地偏向于北方。
抬升北方政治实力的第一步骤，是将原洪武建文两朝的北平，升级为北京。 北平与北京，仅一字之差，但在行政区域规划上，却有天壤之别。北平从府提升为京，等于是为明朝奠定了南北两京的政治格局。
洪武之后，元大都旧城已被破坏殆尽，只剩下燕王府作为藩王府邸被保留了下来，气象大不如前。要提升为新的首都，势必有浩大的工程营建。永乐四 年，明成祖遣尚书、侍郎、副都御使、佥都御史等员七人分赴五省采木，督军民匠役烧造砖瓦，并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役、军士、民丁，明年赴京听役。从上述的事 实可以看出，营建北京，工程浩大，几乎调动全国民力。
在明成祖迁都北京的政治考量中，除了因靖难之役导致的人事、政策偏向之外，天子守边论，是长期为后世史家重视的一个说法。《明太宗实 录》中，一再记载成祖前五年尽管长期在南京，但相当关注蒙古的军事动向。随后，几乎与营建北京同步，成祖于1410年、1414年、1422年、1423 年、1424年五次亲征漠北，深入沙漠，终至马革裹尸榆木川。明成祖用兵北方的用意，是寄望于一朝扫平漠北，不遗子孙祸害。从而使得迁都北京不再受军事上 的威胁。
明弘冶年间的大学士丘也从军事角度论述成祖迁都北京的用意，丘说：文皇帝迁都金台，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 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需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 以军事角度论，从北京发兵，向沙漠进攻，利于军队及后勤补给的调动，最高军事领导人也易于判断蒙古的军事动向。但仅从单一的军事角度立论，显然回避了成祖 与南京的紧张关系。
从明初三代对蒙古的策略来看，朱元璋对北元采取的政策，是积极防御，而成祖则是积极进攻。这两种态势，都没有使得明朝与蒙古关系发生根本改 变。永乐帝通过迁都、军事进攻廓清漠北的做法，最终证明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策略。迁都北京之后的两百年间，明帝国的首都与北方地区，反复遭受到塞外民族的入 侵。成祖五征漠北，最终只赢得了二十五年的短暂和平。
不过，无论是成祖与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是蒙古的军事动向，最终产生了明永乐初年的两京制，并在永乐十八年正式迁都北京。或多或少，永乐帝对 于功业的追求，都与篡逆者的心理期待有关。朱棣常自比唐太宗，有意仿效之。唐太宗以玄武门之变篡夺建成太子之位，开唐初盛世。以功业抹去篡逆恶名，成祖的 举动，与此相仿佛。无论政治与军事，永乐帝都与明初洪武、建文二帝坐守金陵以治天下的取向相悖，永乐的帝国之梦，征交趾，下西洋，通西域；而重心，则始终 在北，更在于北京的安危与强盛。
重心北移，这就产生另一个永乐朝的大变动，由南方向京畿地区大规模植入军队、富户、民人以及工匠等人口，在1368年的毁灭与靖难之役的废墟上，新造北京城。
营造北京城
将军事重镇升格为帝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全部植入进来，等于是打造成一座完全不同于洪武期间的新城。由此，永乐朝对于北京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就完全不同于洪武朝民人与军事占主体的人口特征。
改造北京的城市属性，首先就需要打造新的地基。这一措施的第一块基石，体现在迁徙江南富户入京之上。永乐元年，徙南京、浙江等九省富民实京，万 历年间顺天府尹王之垣给朝廷的报告中有国初从浙江等处富民三千八百余户以实京师，以富户每口6人以上算，此批富户的总人口，应在2万以上，并且居京者 居多。除元年的这次诏命富户充实北京之外，永乐二年，再诏徙广东富户实京师，人数不详，不过可以推测总体规模，应当小于元年的诏令。
富户北迁，带来不仅是南方相当成熟的商业产业体系，同样，这些富户持有大量的资本，北上之后，进一步活跃了北京的资本市场。富户在北京的生计，所在多有。其中不少人，从事农副产品的生产与贩卖，更有从事南北海陆货运的商贾，集中于京师。
永乐年间的金幼孜曾描绘北京城闾阎栉比，云簇，鳞鳞其瓦，盘盘其屋，马驰联辔，车行毂，纷纭并驱，杂沓相逐，富商巨贾，道路相属，百货填委， 邱积山蓄。金幼孜的说法，存在一定的夸大，但也说明了北京城在永乐朝后期相当繁盛的局面。迁徙富户，在极短时期之内为北京制造了商业繁荣，这是不争的事 实。然而富户虽然附籍应天，却仍承担本籍徭役的特殊情况，导致富户与其产业、亲属相隔离。京城富户，多有南返之愿。中央政府的人口控制能力，也一再下降。 永乐初相对严格的政策，遂一再变异。宣宗之后，附属应天籍的富户，屡有南逃。至明中后期，永乐初期迁徙北京的三千八百富户，留北京的，仅剩二百余户。
迁徙富户，只是永乐初年向北京进行人口与财富转移的顶层设计，与之配套的，势必是大量的民人、工匠以及为加强军事力量的卫所人员迁入。这些迁徙过程，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群体加以考查。
第一类，是将各类罪犯及其家属迁往京畿附近。建文四年（1402年），迁罪犯及其家属至北平，人数不详；永乐元年（1403年），诏发流罪以 下垦北京田，犯杖罪者给牛具种子，五年后赋役如民田；犯徒流迁徙者不给直，三年后如民田例科差，人数不详。永乐四年，谪吏遣边，迁湖广、山西及山东的郡 县官吏共214人（户）往北京，谪吏遣边。永乐期间数次发罪谪至京，总体来看人数规模并不太大，总的人口规模，应在一万以下，且多数应配置在北京周边。
第二类，移民实京。建文四年九月，迁山西、山东丁多田少或无田之家入北平各地，规模不详。永乐二年、三年，两次迁山西民至北京州县，每 次1万户。永乐五年，再迁山西及山东民人5000户至北京州县。移民实京所迁徙的人口，规模较大的，以上述数据中评估，永乐前五年植入到北京及京郊人口， 就至少在12.5万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移民，也应当不是在成居民，因为它是作为垦田移民而进入北京地区的。
第三类，南京民人、匠户入京。大规模的北京重建，需要大量工匠的移入。永乐期间，迁南京民与工匠2.7万户迁入京。这一批人口，应在十三万人以上，这些人口，多数居住在京城。
第四类，文武百官及吏员。北京作为新的首都，移植南京的政府官员，自是题中之义。此类人口及家属，约在2万人左右，居京城。
第五类，驻京卫所。以京城之中，驻军的庞大，是可以想见的。及至永乐末年，《明史•兵 志》载京城卫所，达72卫之多。明制，一卫为5600人。那么，仅京郊地区的驻军，就达到了40万之多，这些卫所，大部分是从南京附近转移而来。驻军及家 属，应在120万人左右。其中，各门的守卫中就有12卫，约6.7万人，合家属，应在20万人左右，居京为主。
第六类，少数民族降民。洪武、永乐、洪熙、宣统四朝，不断有少数民族移入北京，其中以蒙古降人居多。这些移入北京城的少数民族人口数目，史书对 于记载并不清晰。其中，数量最大的一次，为洪熙元年（1425年）的一次内附，人口数为572人。宣德年间，进士李贤曾上疏谈到京畿的蒙古降人：切见京 师达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这里的万余，应当指户数。但到底有多少少数民族入住北京，则没有清晰的说明，也因为少数民族的户不能以汉 族中户的统计单位对等，这一人口规模，就难以评估。另外值得说明的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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