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基于我国纵深的经济格局（产能充足、产业链完善、对外依赖度低）以及人民币逐步国际化的前景，特别是政府较强调控干预能力，不大可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现象（不排除出现炒作型商品短缺恐慌）。
虽然如此，各类非透明成本的上升（工业萧条期原材料成本会回调，税收、维稳、社保等摊派成本会显著上升），仍会造成普遍性的通货膨胀。
因此通货膨胀（“滞涨”）的形成，并非由于流动性充足，而是源于“成本危机”。事实也证明，政府再像以往那样“印钞票”，已基本起不到任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
在危机爆发期的中后期，政府还是会通过“印钞票”来挽救濒临崩溃的金融体系的，因为这涉及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命脉等问题。
美元的加息缩表，就是为了必要时拥有更多的“印钞票”能力！而关键时候“印钞票”所能形成的对国际国内资产的购买力（而不会导致自身恶性通货膨胀），是“剪羊毛”的关键！
而货币信用，即体现这种购买力。届时，在普遍性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房产则很不幸，属于需要被抛售的泡沫资产，因而价格是无法上涨、反而被压制的。
彼时彼境，最大的可能是因大面积债务危机导致的抛盘形成，而无法售出（只有足够幅度下跌才能引发相应规模的购买需求，因为抛盘形成的供，远大于流动性危机下刚需形成的求）；
但政府会基于金融风险释放的考虑，有意控制房价的下跌速度幅度，因此下跌是一个必然、隐形、缓慢的过程，这也意味着经济危机后的债务出清、经济体制的盘整修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房价在高位是不可持续的，除开人口结构转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房价成本转嫁造成的商品普遍性昂贵，事实上降低了人民币的购买力，必然导致实际汇率的降低；“保汇率还是保房价”的两难选择一直困扰着诸多国家和地区。
如果放开管制，实现自由兑换，必然导致民众更多选择海外消费、海外资产转移，即便严格管制，也存在“滴撒漏”的风险，到后期只能无限严格，甚至卡死与美元的换汇审批。
但这样导致的风险就是，在国内外黑市上，人民币兑换美元比例严重畸高，中国将丧失在使用美元场合的贸易与民间交流的自由度；其结果更是无法承受的，那就是中国的经济贸易与科技发展，丧失国际竞争力与参与权。
（注：1.货币信用与政府信用，在现代货币金融学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涵义，但在绝大多数人意识里，都混为一谈！在我国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严格区分的。
货币政策独立于财政政策！政府信用，涉及国债、地方债务等，政府以未来税费等财政收入作为偿债的担保，主管部门为财政；货币信用，涉及货币发放、货币政策等，最终体现为货币的购买力，是否存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主管部门为银行。
所以各地政府安排的年度投资规模，不一定能完成，要具体看财政部门的资金统筹核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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