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男女隔离的制度也被严格地执行着，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视母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武(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就这样，原有的财产制度、旧的家庭制度、并连着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愫，这些旧的社会制度的支撑，都在冷铁般的军事统治之下统统瓦解破裂了。
又何止是武昌，这一年3月20日，当太平军攻占南京城后，更大规模的女馆出现了：一路随行的几千广西妇女、几千湖南妇女，被裹挟而至三万湖北妇女，又加之新被征服的十万南京妇女，形成了一个个女馆。从金田到武汉，大脚蛮婆构成为天国女兵的主体，而从武汉到南京，这个群体则不断地驳杂、混沌，等级差异在女馆中出现了。
那些来自广西的大脚蛮婆，由于资格最老，被视作忠诚的老兄弟，成了女馆中的女官，在她们之下，是还算自愿的、还可相信的湖南妇女;又之下，则是大批被征服的湖北、江南妇女。
后来洪秀全的一项规定，则显示了天国官方对这种等级制度的默认。1854年夏收时节，洪秀全、杨秀清派往湖北、湖南、安徽各地征粮的大军悻悻而归，回来的人禀报说：太平军所到之处米谷俱无。无奈之下，洪、杨规定：在女馆中，两广、湖南女子每人各发米六两，湖北和其他省的女子发米三两，均以稻代，悉令食粥，否则杀。
为什么在天国里一方面高悬着人人平等、天下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教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对各地女子一视同仁呢?早在占领全州期间，因为冯云山的战死，他们几乎屠戮了全州全城，几万男女被屠杀殆尽;而攻占武昌、南京后，他们也几乎杀尽了城内的全部满人。在这些惨绝人寰的杀戮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性格悲剧呢?
洪秀全设计新的社会图景的同时，似乎是抱定了誓与旧的世界一刀两断的决心。太平天国中，男女分馆的制度、圣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乃至禁缠足、禁蓄婢、禁蓄妾、禁鸦片的种种规定，无一不具有改天换地的色彩。与此同时，一种非我即敌的人际关系，也悄然产生。
在太平天国，世界被截然地分作信徒与妖孽两个部分，而没有中间分子。但凡不肯跟着他们走、依旧遵循过往生活方式的，都是儒教的遗民;在他们的眼里，这些人都是妖。正如革命者内部是兄弟、是姐妹那样，妖是可以漠视、可以杀戮的。正因此，在武汉，几千童子持刀勒逼几十万武汉男子上船，而几千名大脚蛮婆也以焚屋烧人为逼迫，裹挟了几万武汉女性。他们的裹挟，不同于黄巢、李自成，他们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支撑。正因此，他们同样挥舞着刀枪器械，杀进了南京。
毫无疑问，包括男女分馆在内的种种手笔，都面向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问题在于，它行得通吗?早进军天京之前，有人便问杨秀清何时才能家室团圆，杨说：必须等到天京奠定，政权在握，才能破此禁令。但当太平军来到金陵的地界上，杨秀清似乎忘记了先前的承诺。于是，女馆设立的命令刚刚下达，就在广西起义的旧部中引起了不满，议论沸沸扬扬。
不满的又岂只是广西的旧部，女馆中地位卑微的湖北、江南妇女又何尝不是?在不断的枷责与不公的遭遇后，天国成了她们急切逃脱的梦魇。城中被掳男女无时不思逃。
当时即使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都不准与母亲和姐妹见面，他只有趁洪秀全上朝时才能偷偷地溜出去，与自己的母亲姐妹见上一面。天王的孩子尚且如此，那么在整个天京，似乎再难找一个地方还存有家庭的幸福与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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