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于史德，《左传》上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是当时齐国的崔杼杀了国君，齐国太史于是在史书上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就把他杀了。太史的弟弟继任，继续 这样记载，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杀了。另一个弟弟继任，仍是这样记载，崔杼只好住手不再杀了。南史氏听说太史全死了，拿着写好了崔杼弑其君的竹简前来， 听到事件已经如实记录，这才回去。
这个故事说明还是有史官视史德重于生命的。但我并不赞成上面史官的做法，因为他们死得太亏了。他们的死只能说明他们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是只任人宰杀的鸭子。如果上面的太史不受制于崔杼，就不会发生无谓的死亡。
于是这里就讲到了文人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身。答案是获得自由身除政治因素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的独立。
再 次回到王维这件事上，想一下他为什么去结识玉真公主，俗一点是为了求得科第门路，再俗一点就是为了生存。从王维中进士后的举动来看，其实他并不真想依附于 公主门下。一个大男人，靠女人吃饭，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强硬的底气——除非他有这方面的爱好。可惜的是王维除此之外却又没有别的选择。他有才，但没财。他不 能像现在作家写本畅销书就能够衣食无忧。所以，只要王维不想死，在没有获取功名之前，绝难逃脱被包养的命运，所不同的仅仅是包养人的不同。
而 这不是只有中国文人才面临的问题。欧洲历史上就曾经存在过一种传统，一些贵妇人常常以保护神的姿态帮助那些具有才华的文化人，而那些文化人也因为生活的压 力不得不依靠这些富婆。譬如华隆夫人与卢梭。当他们结识时，华隆夫人是一个大卢梭10岁的寡妇。卢梭吻她睡过的床，匍匐在她走过的地板上，吃她嘴里吐 出的肉华隆夫人则精心地把卢梭养起来。而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交往了13年，书信往来多达1100多封。柴可夫斯基得到的则是每年6000卢布的回 报。还有更露骨的，巴尔扎克22岁时，在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写道：留神一下，看看能否物色一位有巨额财产的富孀。想被包养之心切，溢于言表。还好因为 文化的不同，他们之间的交往很多都是神交，没有深刻影响到自己的作品思想，没有打上做作或迎合政治的烙印。
但经济独立所凸显的意义已经越来 越明显。为了摆脱被包养的命运，中国文人是积极探索过的。近代最具叛逆精神的鲁迅是公务员兼大学教授。丰厚的工资成了他能够畅快淋漓地痛骂和批判黑暗当局 最强有力的后盾。周作人更是正宗的大学教授。就连性情中人的徐志摩，也来回奔波于上海、南京、北京各大高校。想想若他们没有经济独立，我们今天读到的可能 就不是犀利的杂文，动情的诗歌，而是迎合大众口味让人沉溺在鸳鸯蝴蝶中的卿卿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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