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田“减肥”难，浙大大数据找症结：土地不够规模化

兼业“农民工”，拒绝专业“减肥”

为什么小农户反而成了施肥“大户”？谷保静解释道，这与技术的落地成本有关。与农用机械、灌溉设施等农业技术相似，学习“减肥”知识技术是一种固定成本，随着农地规模的增加变化不大。因此，对一些小农户而言，为了小规模农地而投入大量固定成本是“不划算”的。

国内大力推行的 “4R原则”、测土配方，由此也难以调动小农户的学习和应用积极性。

另一方面，兼业是中国农村的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青壮年农村人口，如果家中经营的农地规模很小，往往一年中大量时间都在城镇中工作，短暂几天回到农村劳动，倾向于“一炮轰”的一次性施肥方法。

谷保静回到河南老家调研时，当地农业部门官员介绍道，农民每年在家经营农地的时间平均只有4.7天，其余的时间在城镇跑出租车。

在“打工”与“种地”之间，存在一种预期收入的竞争关系。研究量化分析认为，18亩是一个临界点。耕作面积超过18亩后，农民才觉得专心农业劳动比进城打工更为赚钱。

然而，据谷保静介绍，目前中国农村的户均耕地面积是6到8亩，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也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不在技术，不在工程，而在制度

碎片化的农地和兼业的农民工，既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论文指出，如果中国的土地规模得到充分扩大，在不影响粮食产量的同时，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将分别降低三分之一和一半，农业收入也会提高一倍。

这项研究的政策意义也由此显现：中国正在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虽然看起来和化肥没有什么关系，但最终会促进农业走上规模化的道路，帮助农田“减肥”，改善生态环境。

两组独立调研得出的中国农地面积分布情况 单位（公顷）

“现在关于面源污染治理，国家瞄准的方向还是投钱，用工程的方式来管理。水专项一批一批投入了大量经费，但效果也有限。”谷保静说道。“实际上我们这个研究就告诉国家，面源污染治理的突破口不在技术，也不在工程，而在制度本身。”

在促进农地流转，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后，化肥和农药污染就自然而然会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只有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享受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小农户才会舍弃将家中的一亩三分地当做“社保”的心态。

让留在农村的人口从事规模化的农业生产，让进入城镇的人口真正融入城市化，在谷保静心中，这是社会应该发展的方向。

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库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关于中国农田“减肥”的论文是基于浙大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库的首个发表的学术成果。包含了2011年至2017年间的4轮中国农村家庭的追踪调查数据，涉及中国农村家庭比较完整的信息，包括家庭的基本结构、就业、收支、财富、农业生产经营、土地利用与流转、人口迁移与市民化、金融行为、社会保障、教育等各个方面。

具体包括：2011年全国25个省（市、区）的农村家庭样本共5120户17276人，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2013年全国29个省（市、区）的农村家庭样本共16511户49060人，样本增加了省级代表性；2015年全国29个省（市、区）农村家庭样本共22535户76675人；2017年全国29个省（市、区）农村样本共12732户8194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