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拳运动期间那些传教洋人的强盗行径

其实并非如此，清末时期的西方传教士可不是西方福音的传播者，不是拿着圣经传经布道的开拓者那么简单。

我们且看看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时的所作所为。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约有三、四千人，当然我们对外国传教士并不一概而论，而要具体分析，对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的传教士个人应当分别作出评价，确实有些传教士是安分守法的，他们在文化教育方面、医疗卫生方面、公益慈善事业方面做了好事，作出贡献，我们对他们表示尊重和敬意。但有很多传教士，尤其在义和团运动中，公开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教堂，其中有些教堂，备有武器，建立城堡，挖掘濠沟，他们的武器是新式快枪，甚至置备大炮，到处剿捕义和团，如直隶景州朱家河教堂有武装教徒300人，保定某教堂有武装教徒70人，山东许多教堂武装任意拘捕平民，诬称他们是红拳会或义和团，私设公堂，审讯屠杀。

萨拉齐所属的内蒙古二十四顷地方教堂的教民石险生、任喜财、刘二存等因争地起衅，率领多人至托克托厅所属之河西准葛尔旗属麻地壕村，杀死高占年等九命，弃尸黄河一案，该教堂洋教士藏匿正凶，旋又勾结教民一千余人，在村外房上及村口排列，势甚凶猛。

在这样残酷屠杀之下，中国人民能不起而反抗吗？最大的教堂武装组织是法国主教樊国梁，他组织3000人武装教堂，还有40名正规军，盘踞在北京的北堂中剿捕义和团。在民教冲突中死伤最多的是义和团，因为他们只有大刀长矛，而教堂武装拥有新式武器。清末贫苦农民参加义和团烧教堂杀传教士的最根本原因还是西方传教士肆意招揽当地地痞流氓入教，而这些无良教民又仗着教会势力的庇护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就连一向仇视义和团，庇护外国教会的袁世凯不得不承认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连袁世凯也这样说，可见教会势力的骄横跋扈。而传教士们也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时担当了间谍和向导的职责，传教士和教徒们纷纷出动，刺探情报，如英国传教士宝复礼参加联军的情报处，他画的军用地图详细标明村庄、道路河流及清军、义和团的驻地、人数、炮位等等，他们自诩这张地图相当于大海航行中的导航图。八国联军刚到北京，不了解情况，两眼一抹黑，全靠传教士的指引和出谋划策。八国联军在北京大肆抢劫，传教士积极参与这一暴行。美国传教士都春圃发现一处王府，抢了许多绸缎、皮货和珍宝，在大街上拍卖。另一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一座蒙古王府的阁楼上找到大批纹银和珠宝，他说：我把这些东西尽快运到了美国公使馆。法国主教樊国梁更是大抢特抢，他公开命令中国教徒到大街小巷去抢劫，凡是抢50两银子以下不必上交，凡抢到50两以上的超过部分上交教堂。樊国梁本人到前内务府大臣立山家中抢到100万两银子，而樊国梁只承认自己抢了二十万零四十七两。不管是一百万两或二十万两，都表明樊国梁是明火执杖的强盗。
由此可见，所谓的传教士大多是一群拿着圣经的侵略者和强盗，所谓的教民只是一群传教士豢养的汉奸走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