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也有外交,顾维钧回忆巴黎和会

顾维钧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口述的600余万字的人物回忆录，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顾维钧晚年时，有人曾问过他，搞了一辈子外交，最得意之举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答道：巴黎和会。

来说历史故事网分享顾维钧回忆录中披露的这段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弱国也有外交。

中国排位起风波

1918年12月4日，年仅31岁的顾维钧，在众人的期盼下，登上了开赴巴黎的航船。在那里，他将作为战胜国中国的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商谈对德国及其盟国停战的和平条件。在回忆录里，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对此行的期望：即将召开的和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这其中，主要包括收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占有的权益。

然而巴黎和会尚未开始，中国代表团就接到通知，原定给予中国的五个席位被减至两席。在中国代表团的再三努力下，和会减至的两个席位可派代表轮流参加。中国代表团内部顿时风波骤起。

在顾维钧看来，陆徵祥是中国外交总长，又是代表团团长，理应排在第一位。而王正廷博士，是陆徵祥拉来的南方军政府代表。为显示中国一致对外，排在第二位也未尝不可。驻英公使施肇基和外交部秘书长魏宸组都是外交界的前辈，自己排在第五位是比较合适的。

陆徵祥思考再三，将顾维钧的顺序调至第三位后，报给北京政府。出人意料的是，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对此决定十分不满，他曾私下断言陆徵祥充其量也就是个大礼官式的人物，更何况身体极差。一旦病了，代表团的领导权就会落入南方代表手中。于是徐总统发来训令，将顾维钧排在第二位。

十人会上有理有利有节

1919年1月27日中午，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士突然通报顾维钧，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下午的十人会，即由操纵会议的英、法、美、日、意五大国各派两名代表参加的所谓最高会议。之前，日本已提出由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公布了一战期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签订的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当时，中国代表团并未对此做专门的准备，只好将时间推迟到28日，重担即刻落在最年轻的顾维钧身上。

第二天，1月28日，我们再次出席‘十人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山东问题是议事日程上的唯一问题。克里孟梭（法国总理）请中国代表团按照前一天的商定宣读中国声明。我催请王正廷博士起立，说明他已要求他的同僚顾维钧来阐述中国政府的观点。于是，主席叫我发言。我没用讲稿，谈了半个多小时。虽说这不过是一次即席发言，但因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并一直在制订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我思想上是早有准备的。顾维钧在其回忆录里写道。

会上，顾维钧承认中国的确在1915年和1918年签订协议，许诺日本将得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中国当时是被迫的，因此不应该履行。无论如何，任何有关德国所有权的问题都必须由和会解决。按大会所接受的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等威尔逊的原则，中国有权要求收回山东权益。

顾维钧发言结束后，会场上掌声连连。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英国外相贝尔福纷纷过来祝贺，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称赞他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不久后，顾维钧的辩词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出现在《费加罗报》等多家重要报纸上，轰动了整个巴黎以至欧洲。

然而，正如他在回忆录里所说，声明受到称赞是一回事，最终得到有利的解决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山东问题并未因顾维钧的精彩演说，在和会上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4月中旬，美国提出新方案，将山东暂交英、法、日、意、美五国共管，表示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原无单独处置之意，亦不能任他国独为处置。该方案勉强通过不久后意大利即退出和会，日本态度强硬起来。为避免和会的最终破裂，威尔逊最终宣布，如果日本能放弃它在山东的军事权利，只保留经济权利，他可以同意由日本得到山东权利。中国的主权就这样在威尔逊挽救国际联盟的理想下牺牲了。

九十多年后，谈及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著名民国史专家汪朝光认为他能把握大势，积极进取，他在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期间的外交交涉中，一方面，有理有利有节，尽量争取列强内部不同国家的不同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适当向外透露交涉进展以及中国的态度，争取舆论的支持，将中国在秘密外交中的不利，转变为公开外交中的有利，从而成功地为中国赢得了有利的形象，最后勇敢地对列强说‘不’，这不仅没有造成特别不利的结果，反而为中国争取了时机，缓和了局面，并通过以后持续不断的努力，最后收回了中国的权利。可谓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弱势和不利地位下，通过外交努力挽回局面的经典一役。